注意，我说的是“汇报”。

谁让我父亲宁死都要追求军人的高贵。

门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开门的是位年轻修士。

哈吉使了个眼色，修士便跟着哈吉一并退下了。

我站在门槛前，进退维谷，从这儿只能望见一樽沉默的背影。但只一樽背影，足以勾起我在普鲁士的种种回忆，刚卸下的枷锁又重新戴回到了脖子上。

果然，在父亲面前，无论我再如何替自己开脱，在他眼里，我依旧是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刑犯。

“进来。”他说，到现在都不肯给我一个正眼。

漫长分别后再次听到他的声音，陌生得如同来自天外。

我压着头，一小步一小步探进去，门“吱”呀一声被风吹上了，整个房间压抑得我连呼吸都有些轻微的刺痛。

“跪下。”父亲意简言赅。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都斩钉截铁得像一道命令。

而我在他面前，向来温驯得像一位新兵。我们已许久不做父子，更像是一对军营里的上下级。

我听话地跪在了地上，好在休息室里铺了波斯毯，膝盖抵在上面，并不吃痛。

父亲沉着嗓说：“抬起脸，看着我。”

我支起下巴，顺着地上那道黑影，向上望去。父亲随之撇过半边身，悭吝地留给我半张脸。

他对我的厌恶，想必已深入骨髓。不知是我太敏感还是确有其事，从我进这个房间开始，他都没叫我一声“克里斯”，也没正儿八经像看一个儿子一样地看我。

他历来如此，拥有德国人与生俱来的阴鸷与偏执。中欧的水土将他养得身强体壮，即便年华渐老，但依旧孔武有力。他那盘龙般的粗臂，可以毫不费力地掐断任何一个成年人的喉咙，任何跳出他认知常识的人，都将被他视作战场上的宿敌。

我才压下去的恐惧，又涌上心头。

“中午吃的什么？”父亲问。

我有些诧异，总觉得他应该会问一些诸如“你在这里反思得如何”“可曾听从主教的训诫”“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这样的问题。

可他没有，不仅没有，他还问我中午吃了什么。这或许算一种让步，我知道，对于自视甚高的安德烈斯元帅而言，询问子女的一日三餐，已是他能做出的最慈父的关怀。

“吃的菌菇汤，和半截生胡萝卜。”我如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