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右翼的五个师万人则担任警戒、监视、迷惑敌人的任务。直东的两军的地势总体上是对国民军有利的，长城一带的险山隘口都已经早就被我军控制，唯一的可以用来防御的只有东面的滦河、青龙河，沿河约150公里是两军的分界线。在北侧由于长城隘口没有为定**控制，徐树诤这几年沿着长城一带修筑了不少防御工事，不过他一边扩军，一边修工事显然是不可能坚固的。因此他的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根本经不起我军的炮火。

皖军部署师传统的配置，为了防备我军的突然进攻，他们在前线部署了五个师的兵力，其中三个师实际上是紧急增援的鲁军，这些人在9月初才在日本的压力下不情愿的来到前线战场。在唐山，这里既是日本人的投资中心之一，也是徐树铮的前线大本营，他在这边部署了精锐的国防军第1师，是他手上的王牌。在廊坊，为了防备我军从京兆从他的侧翼包抄，他部署剩余的一个师。就在我动员的时候，山东的鲁军也全面动员了，他的另外一个师两个旅已经到达了天津。

皖军的部署充分表现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态势，四面被围，没有安全的后方，因此一方面不得不在重点区域部署重兵，但是为了防备包抄，又在交通便利之处部署强大的机动兵力作为预备队月5日晚，就在我空军空袭了皖军的机场后，右翼集群首先发话。部队首先集中炮火向长城沿线的皖军猛轰一通，空军的攻击机也向前沿皖军抛下一阵阵炸弹，并不是的用机枪扫射皖军。我军的兵力是皖军的近两倍，因此皖军的多处阵地很快被攻占。

但是右翼的行动只是为了给敌人造成假象，由于地形的限制，通常认为北线更适合我军的进攻。但是，我军的方案是以在前线诱歼敌军主力为目的的，因此计划的目的就是尽量的把敌人引诱到前线，然后予以包围分割。徐树铮本来对我军疑神疑鬼，但是北线的压力显然让他觉得我军的主力长城一带，于是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帅他的主力师立即开往长城，这样在人数上北线总算能够基本持平，我军也适时的放松压力。

日凌晨，就在沿河的东线定**的麻痹中，我军左翼的装甲集群开始发动进攻，他们的炮火力量要比北线厉害至少一倍还不止。定**所有的前线力量都已基本投入战斗，唯一可以调动的只有天津的鲁军一个师两个旅不足万人，不过当他们接到增援命令时，他们的驻地找到了空袭。这种从没有在东方出现过的作战方式给该部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当他们恢复秩序时已经到了7日晚，而这个时候，国民军右翼已经以绝对的优势力量突破了滦河防线。

日本唐山驻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大佐随即命令早已准备好的日军人员炸毁了唐山到山海关沿线的多处铁路。按照通常的思维，铁路的被毁很可能会大大的拖延我军的前进速度，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支部队不需要依靠铁路机动。徐树铮很快就发现他的前线部队的后路已经被包抄，当他企图突围时，他发现这实在是太困难了。皖军大部分士兵根本没听说过坦克和装甲车，当他们发现对面的部队被一层厚厚的装甲包裹着，他们的武器几乎不能起什么作用的时候引发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

结果在显然不过了，国民军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基本歼灭了皖军的主力9万人，其中死亡一万余人，伤三万余人，其余绝大部分被俘。内战中的中**队很容易投降，特别是在斗志全失的情况下，一直到很多年后，战场上的惶恐还深深的印在这些曾经是农民的士兵的心中。日本人大概对此是十分的震惊，国民军集结的兵力和快速的机动能力已经超过它们的想象。因为按照通常的估计，即使快速动员，铁路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结这么多的力量，要知道直隶、山东的铁路系统并不比同盟差。

吴佩孚接到我催促他进军直隶的消息后，大概再没什么犹豫了，尽管他似乎不大相信我就这么容易的把直隶就送给了他。吴佩孚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了的。他在豫北调集了三个师的主力共万余人，一个师在豫西，其余两个师在黄河以南配合赵绸防御安徽。而此时的关内也早已是剑拔弩张，一旦吴佩孚开战，直皖势必再次兵戎相见。在华南，由于南方政府同皖系的及日本的暧昧态度，湖北的军队大部分将不能威胁安徽，孙传芳的部队是唯一可以机动的部队，但是他既要照顾湖北，又要看着江西，也是分身乏术。

因此，安徽第一次基本解除了西面的威胁。就在我军在八日围歼皖军的时候，预料到吴佩孚必将乘火打劫进入直隶的时候，倪嗣冲就拒绝了日本人北上增援要求，和浙军同时向苏军发动进攻。安徽军队北上的确是不可能的，一旦北上就算击败了国民军也很可能丢了老家。安徽关心的是称此机会联合浙江两面夹击，把李纯赶出江苏，解除两面作战的尴尬。另一方面它们也不相信国民军能够单独击败总兵力达18万的华北皖军。

倪嗣冲此次共调集了3个师万人会同浙军进攻江苏，同时行动的还有浙军六万人，沪军2万人。既然英美支持同盟进攻作为日本帝国防线西部心脏的直隶，那么日本对皖系进攻江苏也就不怎么感冒了。国民军歼灭了定**主力后，直接面对的就是大部集结在唐山一带的日本华北驻屯军了，我让部队对日军进行了“劝解”接着进行武力威慑，最后进行了试探进攻，直至亲自下令造成日本冈村联队八百余人伤亡的“国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