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

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

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觉。

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

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

他们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齐鲁省，西陕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这篇文章介绍了香江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

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

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

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但这尧公簋上的铭文，也不能作为定论，来予以推翻前面的结论的最终证据。

因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

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驻守西域的相关文书表明，西域地区上不知道唐的年号变更与皇位的变化。

周代的信息交流，远比唐代更为迟缓，阻碍其信息传递的因素更多。

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单凭此一物便作为定论，应留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着名的逨盘，其上也有历史争议。

毕竟逨盘铭文记叙了单氏家族八代仕周，辅左文王至宣王十二代周王征战、治国理政的史迹。

同出逨鼎记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受王戒勉任命及赏赐作器事。

记录的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就跟一些我们研究的成果不相符。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很多信息错误。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年代年号沿用，也是正常。

所以，在2003年1月9日，西陕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27件铭文青铜器青铜器之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

其实，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夏朝的存在与否。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华夏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

而商朝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

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点。

其一，南河西部和西山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

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的发生。

一般确切的文明，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

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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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华夏人和外国人的思维不同，文化基础也不同。

如果是纯正的华夏人，这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