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文哲手中这块石板碎片，不是罗塞塔石碑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块石板却跟罗塞塔石碑一样，出自同一座古埃及神庙。

这一块石板，也是出自这座神庙的一块壁画当中。

更加准确的说，就是神庙之中的一块浅浮凋。

可惜，这一块浮凋，破碎的实在是很厉害。

当年那座神庙被人破坏，包括罗塞塔石碑在内，加上陈文哲手中的这块碎石板，一块被人打包装箱，埋入了地下。

后来被那位士兵发现，才重新出世。

只不过，出世之后，它们跟保存完好的罗塞塔石碑命运不同，它们被士兵、军官、贵族私自瓜分了。

整块的罗塞塔石碑吸引力世人的目光，掩盖了其他小型碎石板的光芒。

所以，瓜分这些碎石板，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也怪不得西方人，认为古代埃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人家有最早的文字留下来啊！”

古埃及象形文字，距今5000多年前，而我们的甲骨文呢？

我们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内容只是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我国商代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

从现在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字来看，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

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

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我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跟眼前这块石板上的文字不同，在我国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

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期。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

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

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

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m.

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廪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只有商代，没有夏代的历史。

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所以在国际上，很多学者不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文明。

如果按照他们的条件，有文字，能制作陶器等工具等等，那么我们中华文明也就只有最多三千三百年的历史。

这我们当然不认，所以后来才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我们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湖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湖且又不一致。

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我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

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

《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

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

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

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

进入20世纪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古人其实没有欺骗我们，司马迁早就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最近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但是，我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

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朔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