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屈原的《天问》载：“武王三军，人人乐战，并载驱载驰，赴敌争先，前歌后舞，凫噪欢呼”；

《尚书大传》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还师，师乃鼓躁，师乃慆，前歌后舞”；

《白虎通·礼乐》载：“武王起兵，前歌后舞……”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周武王出兵时，就伴随着舞蹈和歌曲；

到了牧野，在大战的前一天晚上，士兵也通宵歌舞以等待拂晓；

在大战冲锋之时，仍然是歌舞不止，欢呼雀跃。

舞蹈和歌曲，一般意味着快乐和轻松。

一场从始至终伴随着舞蹈和歌曲的战争，如果不是印三电影里的艺术表现，那一定是一场圣洁无比的正义之战。

可如果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看历史，就会发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脱去后人赋予的神圣光环，牧野之战本质上就是一场两军主力的野战。

以“前歌后舞”的姿态进行战斗，而且还打赢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对方实在弱得不堪一击。

但周武王大军面对的商朝军队，绝不是乌合之众。

《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失于牧野。”

连周人在其史诗中都不得不承认，在牧野之战时，殷商的军队，像密林一样陈列在原野之上，是一支严整强大的劲旅。

这就否决了，殷商是弱鸡的这种可能性。

要知道，武王伐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革命”这个词最早的运用，就是用于形容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这就是着名的“汤武革命”。

我国开国领导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即使是三千年前的革命工作，也是要流血牺牲、奋勇战斗，革命者也必须谨慎筹谋、小心行事，怎么会在大战之际载歌载舞呢？

试想，两军对阵，一方又唱歌又跳舞，另一方趁此机会冲将过去，岂不是狼入羊群、摧枯拉朽？

用“得民心”“士气高涨”等理由做解释，恐怕很难说服人。

即使再得民心，士气再高涨，也绝不能在大战之际，做出如此轻浮草率的行为。

毕竟是“小邦周”去打“大邑商”，是一场以小搏大、以弱击强的战争。

慎之又慎还嫌不够，把文艺工作做到两军阵前也过孟浪了。

所以，历来学者对“前歌后舞”这个记载充满了怀疑。

而如果我们看另一些史料，会发现牧野之战的主导者周武王，并无载歌载舞的心情，而是极其持重谨慎的。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部队的训话：“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周武王要求他的士兵，在战阵之中，不要错乱步伐，走几步、打几个回合，就要与周边的人对齐，不能乱了行列阵型。

如此严谨整齐的阵型，连步法、击打都有严格的要求，可见周武王对此战的谨慎态度。

既如此，他又怎么可能派文工团，去两军对阵的战场上又唱又跳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着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汪宁生。

汪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他只用了大约两三页的篇幅，就对此疑难问题做出了解答。

这里就牵扯到了蜀民，周武王的联军中有移民至西陕的“川军”。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凌”有侵犯、进犯的意思。

“歌舞以凌”，说明武王联军中的巴人军队，以歌舞的方式冲锋陷阵。大风小说

这种歌舞，是一种鼓噪夸张、类似歌舞的战斗方式，而非以艺术和审美为目的的歌舞。

到汉高祖刘邦时，巴人仍有此习俗，曾作为汉军前锋，“锐气喜舞”，还得到了舞蹈爱好者刘邦的赞赏。

汪先生通过观察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习俗，得出了解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思路。

南云那边的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和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均有在战前“歌舞以凌”的习俗。

在战斗开始前，他们的先锋一手持刀，一手持色彩显现、图桉可怖的盾牌。

他们一边舞刀弄枪，一边发出吼叫，制造出紧张恐怖的气氛，然后率领部队向敌军战阵中冲去。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士气、恫吓敌人的战前准备。

只是动作较为夸张，声音较为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