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得到青花象首方足军持这件宝物的时候，陈文哲只是了解什么是军持，什么是净瓶。

毕竟他的记忆力好，看过的东西，都记着呢！

可是，就算是他也很难想象，刚开始找到这种瓷器的时候，国内的无数专家，居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这就是考古，也只有考察、研究，最终才能确定，这玩意到底是干什么的。

而这样的事情，在考古界经常发生。

比如之前陈文哲买到的那个古代剪指刀，如果不是在另外一座古墓的壁画之中发现了用途，你能想象到古人的生活水准会那么高？

这件军持也是一个样，不认真研究一下，你还真不了解古人的奇思妙想。

因为这件军持共有两個口，矮口为进水口，高口为出水口。

使用时瓶底朝下按压在水中，使水面没过进水口，灌满后即可取出。

此时军持已经装满了水，为了防止液体溅出，还可以在进水口处塞一团棉布。

而出水口却无需担心，因为军持中的水无论再颠簸，也不会洒落出一滴。

除非在喝水的时候，将其倾斜至大于90度，如此方能让军持中的水顺利流出。

由此来说，我们真的要感谢考古，若是没有专家们求知探索的精神，“军持”的身份依然还是一个谜团，更谈不上揭开古代佛教中的秘密。

考古不仅仅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金钥匙，同时也是茫茫史海中一盏明灯。

像是万历号，还有陈文哲发现的这艘万历时期沉船一样，其上都有着不少明代的经典之物。

而这一切，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衰，再难有财力支撑起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壮举，鼎盛一时的朝贡贸易体系也逐渐解体。

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在海上的积极活动，令澳城一跃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并促进了天主教与我国本土文化的初步接触。

至明隆庆元年（1567），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再度兴盛，并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

同时，欧洲人开始遍布海丝沿线，并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天主教随着欧洲殖民者迅速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展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海路。

万历年间，显然是明代外贸最活跃的时期。

像是陈文哲的发现，并不是偶然，根据国内的一些专家研究史料，南海地区的至少有6艘沉船，属于万历时期。

粤省博物馆藏的明代中后期沉船，就有不止一艘。

其内的陶瓷来自于两艘沉船，像是“南澳i号”及“万历号”，均属于万历时期的商船。

其内出水的瓷器也有不少，其中经典像是明万历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

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高8.7、口径33.0、底径13.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

还有明万历景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它高4.2、口径18.5?19.1、底径12.0厘米，也是于“南澳i号”发现。

“南澳i号”，沉没于粤省南澳县三点金海域。

学界对于“南澳1号”的年代认识有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六年以后、隆庆开海之际几种看法。

但总体而言，“南澳1号”的青花瓷年代，指向为明代晚期。

“南澳1号”船载瓷器，主要为胡建漳州窑系和景镇窑系产品。

其中漳州窑系瓷器，达2万件以上；m.

景镇窑系达5000件以上，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种。

从此可以看出，“南澳1号”的船载瓷器，以漳州窑的青花瓷器为大宗，青花大盘和带盖钵是代表**物。

这些青花瓷器的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发灰或者较为暗淡。

其上绘制的人物或花鸟图案比较随意，底足粘有细砂，也就是所谓的“砂足器”。

很显然，陈文哲发现的这一艘沉船之内的瓷器，也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所以他发现的瓷器，即有胡建那边的，也有景镇的青花瓷。

一般来说，出海的瓷器，肯定是就近采购。

于这一点来说，肯定是采购胡建这边的瓷器更加合理。

要知道只是一个运输，就可以节省大笔费用。

还有胡建的德化窑也是名窑，出品的瓷器，肯定不比景镇那边的差。

但是，这也要看官窑参与的程度，而景镇那边，可是有官民共建的窑厂。

这一点也是证明了的，因为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赴景镇考察了官窑遗址，湖田窑遗址和观音阁遗址。

通过比对沉船和窑址产品，推断“南澳1号”出水的景镇窑系瓷器，来自于观音阁遗址第四期，年代约为万历早中期。

《景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在观音阁遗址第三期，即嘉靖时期，发现一件刻有“◆◆嘉◆◆制”款的白釉大盘和青花五爪龙纹碗的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