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与普鲁士军界高层于2月16日夜里，在波茨坦王宫（无忧宫）举行了一场紧急的军事会议。由于在法国人攻占德绍城之前，柏林上上下下居然对于法军入侵表现的一无所有，导致战争爆发之后，各种应对措施都显得异常仓促。

期间，普鲁士的好几位高级将军和资深元帅都没能通知到位。或许还有一个可能，几位年纪高达80岁的将帅们，实在经受不起长途旅行与熬夜折腾，干脆避而不见。当然，这种抗命之举在腓特烈大帝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晚，参加军事会议的是威廉二世以及他核心圈子里的文职人员和军事顾问们。长期担任外交大臣豪格维茨侯爵和前驻法大使格尔茨伯爵等人提倡：立刻发动全线攻势，集结所有军队与法国人以及他们的仆从军（萨克森军队）在波茨南以南的开阔地带，进行一场决定胜负的大会战，而不能继续拖延时间。那是战事一旦持续时间过长，必然将导致普鲁士的国家形象大大受损，民众也将饱受战争的蹂躏。

会议中的另外一个派系，属于参加过去年入侵法国战争的霍恩洛厄老亲王和鲁道夫将军主导。他们是基于“狡猾多端的安德鲁绝不可能只派遣4万法军”的理念，坚持认为还有第二个，甚至是第三个法国-军团加入到了入侵普鲁士的战场。而且，他们确信法国人已经摆好了防御的姿态，最想要看到的就是诱使普鲁士军队过早发起进攻，继而加以围歼。重创。

所以，鲁道夫将军强调必须坚持进行阵地防御，从而换取时间去征召与集结更多的后备预备役军，对法国入侵者和萨克斯公国军队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此外，这些将军还建议向北方的布伦瑞克公国与汉诺威公国，以及南方的奥地利人请求援军。毕竟，战争胜利比起所谓的国家脸面要更加重要。

不过，将军的最后一句话激起了文官们的强烈反弹，他们继而讥讽霍恩洛厄老亲王和鲁道夫将军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待了太久，不仅人变傻了，胆子也变小了，不再是那个无所畏惧的普鲁士铁血军人。仅仅因为是对法国侵略军的怯弱情绪，导致整个普鲁士人民一起受罪。

这类反唇相讥的言辞，成功引发了文官与将领之间的激烈对抗。很快，双方就从最初的相互谩骂，继而变成撸起袖子，准备大打出手。幸好国王威廉二世与总司令默伦多夫元帅及时赶来叫停，这才没有让会议室里爆发一场全武行。

本次军事会议上，少不了持中间立场者，比如说那位成功逃脱法军战俘营待遇的长腿将军，布吕歇尔。他认为远道而来的法国人势必会主动发动进攻，所以需要加以认真防范；但是，他也同时考虑到勃兰登堡、波茨坦和柏林一带属于北德平原，不像法国东部山区那般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而单纯的战略防御不一定能抵抗凶狠的法国人，以及它的仆从军（萨克森军队），必须依照战场形势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事实上，布吕歇尔不过是一个果敢的骑兵将领，精力旺盛，敢想敢干。然而，由于缺乏一位精明睿智的参谋长从旁帮衬，布吕歇尔的种种做法与主张，事后大都是被证明是鲁莽而粗俗的，不切合实际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愚不可及的。

鉴于军事会议上出现的种种不和谐局面，布吕歇尔将军声称在战争中彼此间的团结比起任何力量都要重要。他的观点看似具备了聪明才智，但事实根本就是牛唇不对马嘴。无忧宫“军事会议”根据其定义可以是“优柔寡断”的同义词。这场特殊的争论演变成为一场混乱，而最终以大家的相互妥协而收场。

总体态势上，前期有11.5万普鲁士军队部署勃兰登堡、波茨坦和柏林一带（法军和萨克森军队合计为12万）。其中，布吕歇尔将军指挥的5.5万普鲁士军队，负责波茨坦南部的防御战，是否进行双方的大会战，需要视情况而定；霍恩洛厄老亲王和他4万部队在勃兰登堡担当预备队；鲁道夫将军负责柏林的防御，麾下仅有1万城防守军；国王威廉二世，总司令默伦多夫元帅以及文官顾问团在1万军队的保护下，继续留在波兹坦王宫（无忧宫），居中指挥全局。

事实上，普鲁士人的排兵布阵严格说来，并不能算错。无论是坚持阵地战，还是主动实施会战，都是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然而，坏就坏在布吕歇尔将军提出的随机应变。这需要军官的指挥技巧，士兵的作战素养，以及强有力的通讯与后勤保障。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已落伍太多，无法支撑1792年之后的新式战争。

即便在遭遇1792年入侵法国的惨重失败后，普鲁士王国的军政高层并没有过多的自我反省与认真检讨，依然幻想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时代，他们还在靠腓特烈的余荫生活，回忆着罗斯巴赫一战的余威，似乎感觉1792年的战争根本不存在。

威廉二世本人和他的将领臣民，在俄国人的挑动之下，就匆忙继续对法宣布战争。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法国人率先入侵的事实完全是一抹黑，压根没有任何准备之心，这些普鲁士人没有认识到自1792年以来，欧洲的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战争已经不再是两个国王或君主之间，为了领地、人口和荣誉而进行的绅士般决斗，而是不同信仰的生死之争。那是安德鲁非常确信自己一旦输掉战争，唯有自杀或流放，所以每次战争都是全力以赴，死战不休。

所以，在这种全力以赴的战争中，军事统帅应该重视的是：士兵的狂热与奉献精神、军官的主动和机动性，强而有力的通讯与后勤保障能力。

事实上，上述做法普鲁士人一条都不曾做到。由于拖延军饷长达半年，加之短期内强行征兵，使得部队中的士气低落。尽管腓特烈大帝的余威使得军中暂时不存在哗变的危险，但对法军的敬畏之心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是那些被俘的老兵，时不时回想法军那种铺天盖地火炮打击，这也进而影响到新兵们的情绪。

而法国士兵们除了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与奉献精神的信仰之力加持，还有充足的军需粮饷；土地换军役的福利政策；以及军衔职务的晋升只凭借军功和战绩，而不论个人出身的做法，都促使法军士兵一如既往的志气高涨，对胜利满怀信心，并在战场上无所畏惧。

另外，原本让欧洲各国羡慕嫉妒恨的普鲁士军官团，事实上已成为70与80岁老爷爷们的养老院。参与军事会议的普鲁士决策层面中，最年轻的指挥官，布吕歇尔将军也已经是53岁了；与此同时，法军那边30岁以下的将军比比皆是，他们精力充沛，与那位年轻统帅一样，具备法兰克人的粗野性格，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与侵略性，不仅善于学习新式的战略战术理论，还能够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