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与妹妹弟弟从山东老家回我们县了，中途在哈尔滨站转的车，我姥爷把弟弟妹妹也从老家带回来了，看来，所谓的“备战”结束了，我妹妹明显的长大了些，个子长高了，人很听话，小姑娘光跟着我姥爷寸步不离，弟弟也很乖，我接送站，还在哈尔滨站照了相，寒风凛冽，十冬腊月，姥爷他们来去匆匆。
要寒假了，还有几门课要考试，其中教物理学的老师比较有意思，任课老师叫陈大我，讲起课来也很风趣，经常讲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话题。这门课是在大教室里上，有时他异想天开的要修改教程的某些论点，就狂妄的说，国家规定了，讲师是也有修改教科书的权利，这是教育法所明文规定的。但我们学生谁也不知教育法是何物，有时还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是外行话，一次把氯化氢说成氢化氯，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被大家笑完后他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不过，他的课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物理学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在班级能排中上等，入学两年来，各科成绩尤其是基础课的成绩费了我的很大力气，但其中的物理课算是不错的。在班级中，数理化的成绩在我们这些有过社会经验的人中都是最难的。
在我前排的桌子坐的是班级的两位老大哥，叫王文中和吴庆科。吴庆科大我九岁。说起他来也有些故事：他是河北人，张贴民的老乡，民办教师，有俩个孩子，当了七八年教师，也没工资，家里生活又不好，平时节省的很。他的语文很好，记得他高考成绩是八十七分，这个成绩当时在全校排第二名，要知道我们那年的高考语文可能是最难的，没有作文，就有一篇文章缩写！这又是谁也想不到的，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作文上了，在班级中，我的语文是考了六十七分和老吴相差二十分，在班级中排第二名，那年整个班级的水平都是不及格，题目也太偏了。想想那些小弟们的语文成绩都在三四十分左右，我也满足了这个成绩。这个吴庆科穷归穷，但生活的主观意识是好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他家在农村，老婆孩子还要张口吃饭，十八元的生活费（后来生活补助金有了变化，几乎每年都长，最后他的达到了二十二元），和我的生活水平当时比较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他抽烟从来不敢抽买的香烟，都是大烟叶子卷的烟，吃饭也是省得很，十来天一次的红焖肉天天馋得不行，一次咬牙跺脚也买了，吃还心痛的要命。红焖肉当时五毛钱一碗，是一饭勺肉加一饭勺煮成红色的粉条。而我呢是逢这个菜必买，馋的很，一次不落。那时买教材要自己掏钱买，他千方百计省下钱后，用来买教材和回家的火车票，这样每月的生活补助金竟然全够用了，而且还有一些结余可给孩子们买些东西带回去。按理说我和他应该走的很近，社会经历多，生活有经验，文学还好，可是经济条件不同，他和老特的习惯不一样，虽然年龄也大一些，可爱好和生活习惯不同也不行。但他有一点和我近似，这就是下象棋，他的棋艺很高，那时我的象棋水平是在巅峰时期，但是和他交手总是很费力，说真心话，下**盘要输他四盘，很难赢他。我们班级比赛时，怕是我仅得过一次冠军。仅一次，后来的棋赛我没参加，反正只有我俩决冠亚军，他不仅棋艺高，文学水平也行，常常嘴里“呜呼哀哉”，“之乎者也”的古词冒出来。他在农村的学校是教语文的。
在学校经常开崔前（现在是某市的人大副主任）的玩笑，他是二班的，也算是同学，他说崔前像希特勒，的确，崔前的发型很像希特勒的发型，于是就把他称为希特勒，到现在我还有这个印象。老吴大学毕业不久，干了十来年就退休了，不过对他的经历很满足，说上了几年大学还混了个干部职务，退休后享受着一般领导的待遇，多年前他的老婆去世，他还后找了个小一些的老婆。几年前见了面，他仍然很知足，乐天派，有时跟着张贴民借点儿贴民掌权的光，的确，张贴民手下管着很多的科级单位，让下边的人给他一点儿小工程做做，还不够他干的。但他也确实年龄大了，上贴民那里顶多也就是能直接去他的办公室，见见贴民而已，就借这点儿光吧，脸上有光。他的后续老婆也是见了我们同学的面就笑口常开，很是高兴，为她的老伴儿高兴，有这样一个好老公也是她的福气啊。
而王文中这位老同学，是河南人，在三门峡那一片，大我十岁，应是我们年级中最老的之一，也是民办教师，说起话来口音很重，到现在我也有些听不懂，和吴兴科一桌，生活上也是挺节省的，非常简朴，但比起老吴来还是宽绰些，人很老实，基本上在班级是实行“三不”政策，即“不说、不听、不做”，在班级他也是同学们所尊敬的老大哥。
再说说我们的辅导员孙乃清，是上海知青，他虽年龄不算大仅二十八左右岁，一米八十的个子，工农兵学员毕业，留在林学院当老师，工作非常出色。他是我们几位辅导员之一，在我们系，早期有三名辅导员，一名叫初老师，一名是吴长立老师，一名是孙乃清老师，其中孙老师是直接负责我们班级的。他工作非常认真，能耐心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还很关心同学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如李忠厚的病情就是他深切关心的事情。他不仅对李忠厚平时的生活关照，还专程为他的病情去了他的老家一次，看到他的老家辽宁西部非常穷困的样子。回来后给我们述说他家的条件如何困难，交通如何不便，文化教育是怎样的落后，走很久才看到一个村庄，冬天在家的人不穿棉袄，只盖个被子，棉袄要轮着穿，出去办事的人才能穿上件像样的棉袄，而且里面几乎没有*如衬衣之类的衣物，述说着眼泪几乎都掉了下来。后来他千方百计的给李忠厚解决了继续上课的事情，他长的仪表堂堂，从来不太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知道有几个年轻的女教师在追求他，但好人不长久，有一次系里检查身体，他不幸发现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虽经治疗但最终还是去世了，系里给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们每位同学都为他带了小白花，在阶梯大教室为他全体鞠躬默哀，后来我想，他是一个真正的共缠挡员，是同学们学习的楷模，真应该有人为他写部小说，来赞扬他，歌颂我们敬爱的孙乃清老师！
在迎接一九八零年的元旦班级酒会上，北京姑娘高喜荣喝了不少酒，她的白酒很能喝，若不是拦住她不让她继续喝下去，说不定就能喝两瓶果酒。她的脑子很聪明，总是和我在一起喝酒，谈了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她感到生活的没大意思，我也和她没有深谈，看来她对找对象方面还在举棋不定，还在班级中的她看的上的男生中间选择。而此时为了她，刘庆红与赫桂平之间为了她在争夺着，她还在摇摆不定，可我已有对象一事在班级中也未曾公开过。实际上后来才知道此事很多的辽宁同学就对高喜荣有意见了，她不应该对他俩都摇摆不定，搞的赫桂平神魂颠倒，心神不定，导致最后患病。而刘庆红也无心学习做班级的工作，以至于要把班长的工作让给我。也可能他是因小失大，闹的有几个同学想和他打架，这是后话。
我有个爱好，就是收集邮票，这是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家普遍都有的一种爱好，有一阶段，只要有信来，信封上的邮票就被撕下，搞的来信都撕的破烂不堪的，我的所谓集邮，都是收集用过的邮票，实际上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了收集的价值。全班同学也知道我这个爱好，大家也都帮我这个忙。开始主要帮忙的是陆基林，我们的每次通信，在信封里都夹带着几张用过的邮票，几乎全是最小面值的，即八分一张的。后来全班级每个人都帮我集邮，包括刘庆红，他还给过我几张没用过的。
更有甚者，我们班有一个哈尔滨同学，叫陈兵，在我们班只有杨兵章和他是哈尔滨的，他小我五岁，人很好，够朋友，说话算话，比较耿直，人很单纯，也是属于高中毕业就直接考上大学的，也是无社会经验。他看过我的集邮册后，就决定给我一批邮票，所谓的一批是十几张新的文革以前的老邮票。一天，他给我带来了这些邮票，可能是他家的老人的珍藏，其中有一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小全张，四张一连儿的，其中有三张，很不容易收集的到。当时我得到后如获至宝，这可大大丰富了我的集邮收藏，真是不知如何感激陈兵，他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深刻的印象。那时他还愿意下象棋，经常和我玩上几把，可惜，当时他还远不是对手。陈兵一次脚不知什么原因弄瘸了，拄着双拐一瘸一拐的竟然有一个多月也坚持来上课。赵士开就几乎天天接送他，他那拄着双拐的模样也是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陈兵就是脑子聪明，学什么一学就会，这一点我是很佩服他。多年后我又见了他，他是发福了许多，人还是那种许久以前的样子，我们一见面也是亲切的不行。刘庆红也给了我一些邮票，也是老一些的新邮票。后来我的集邮册发展成了三本到四本。以后郝淑珍在我的影响下也集邮，她借着在银行的有利条件，因为早期银行和各单位的出纳员都有关系，而邮局的出纳员也有点儿权利留下些邮票，他们把一些内部发行的邮票扣下来，给郝淑珍留着。这样每期都有，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各种邮票收集的很全，二十年后每每翻看这些过去的邮票，仿佛记起了那陈年往事，仿佛那一张张小邮票记载着一件件那些往事，有一个“齐白石的水墨画”小连张，共十六张，各种面值的都有，为了收集全，当时我一门心思都用在上面了，最后终于搞全了。在九十年代，是各种邮票收集的高峰，我甚至买了一批日本的邮票来充实集邮册，后来我的一些日本朋友有的也积极来参与，记得还有很多的日本邮票呢，但现在不大流行了，九十年代末我算了算大概要价值几万元的，当然这些将会留下了，我要珍惜啊，它们有着陈兵和刘庆红和大家很多人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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