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有着红润的肤色，无疑地这是由于伦敦的雾和玩扳球戏的结果。

这么一个健康的皮肤在他们思想上，当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摸索中，过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英国人之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都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为“满腹思想”“满腹经论”“满腹诗文”此外还有“满腹”的“牢骚”“愤怒”“悔恨”“郁闷”或“期望”等话。

中国的情人分别之后，写信时总说“愁肠百结”或在别离的当儿说“肝肠痛断”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词的大意想好，而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人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

这一点是绝对科学化的，可以拿得出证据来，尤其是在现代心理学家对于我们思想的情感性质，和构造更为明了的今日。可是中国人并不要科学上的证据。他们只要肚里有数。中国曲调的情感性质，全由唱曲者的横阴膜下发现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你就无法了解中国音乐，及其浓厚的情感色彩。

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极不应该否认人类灵心的伟大才能。我对于科学的成就很是乐观，可是对于善批评的灵心，在应付人类事件时，或对于人类达到一种超过情欲支配的宁静，和理解的境地时的发展，却怀着较小的希望。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级，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是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

因之，在进化的过程上，有时不免要开倒车，野蛮的本能，有时要暴露出来，疯狂的行为，和集团的歇斯的里亚，有时也要产生出来。

我们既然了解我们人类的弱点，所以最有理由可以诅咒那许许多多的坏蛋：即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煽动我们参加二次大战的坏蛋；那个灌输仇恨心理（我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的人；那个称颂自夸和自私（这二种东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个利用我们人类的顽固，和种族观念的人；那个在训练青年时，取消了上帝第五诫的人；那个推崇残杀和战争（好像我们还不够好战似的）的人；和那个煽动我们人类的情欲（好像我们还不够像禽兽似的）的人。这种坏蛋的灵心，无论是怎样的机巧，怎样的聪明，终于是禽兽的灵心。智慧的优美精神被一只禽兽，或一个魔鬼绊缠着，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方知道，也是我们的动物遗传性之一；或也可说：“智慧的优雅精神，拿着一条破旧的皮带，智慧把这个魔鬼缚住，使之驯服，不过这条皮带，随时有扭断的可能，魔鬼也随时可以独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来颂赞上帝之声或祗福之语的颂赞声中，偏净天（jngger-naut）——印度神话中昆湿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哩斯那krish-na的称号，每年的纪念日，人民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车辗死得往天国的车子将毫无顾忌地在我们身上辗过去，暗示着我们是始终如何的近于野蛮，和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肤浅。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伟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尔人（m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兽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鹰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如果对于他们过去多多回忆一下，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驾御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一个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传性（使我们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fables）乔塞的禽鸟国会（par1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脱的格里弗游记（swift’sgul-livra’sf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鹅鸟（anatloefrances“penguinl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固很合时宜，就是救主降生后4000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是太浅陋，太冷酷，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的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

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之教育我们的思想，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