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到此为止，这个小小的挫折就算告一段落了。

可是，当时那种难堪的感觉，以及每每回想起来，如细细密密的针扎在身上的热烫感和羞耻感，总是提醒她，这件事并没有完全过去。

成为顶尖职业舞者的目标，与对目光的恐惧是天然互斥的。

卞琳选了很笨的办法——在众人面前反复表演动作出错。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观察老师同学们对她失误的反应。她发现其她人并没有那么在意她的表现，即使在意，鼓励理解的至少比批评嘲笑的要多一些。

而且，她也不忘留心观察别的同学出错的场景，大家基本都是很友善的，最主要的是她自己心中不会有多余的、延伸的想法。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可以对外在的目光脱敏。整个过程，她出于一种自发的战胜自我的本能，开展了这项心理实验。

成效是显着的，她收获了自由，前所未有的自由，走在路上能飞起来的自由。

再之后，是长达六年的病号生涯，她成为顶尖芭蕾舞者的理想宣告破灭。她体会到，身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要想保持精神上的充分自由是极其艰难的。她能做的，只是配合治疗，保持乐观，不让灰黯的心情将她完全吞噬。

而当她的身体在半年多前恢复健康，她心灵上的自由也随之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刻辽阔的疆域。

窗外，隐约传来直升机升空的轰鸣声。

卞琳站在落地玻璃窗前，并未看见直升机的影子，大概是方向不对。

视野中，是前庭的喷泉、草地和遮天蔽日的树林，以及树林之后更远一些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这些摩天大厦像雨后山林的竹笋，只冒出些些笋尖。

在这些茂密勃发的尖尖里，有一间是她的家庭医生蒋普生的诊所。

当此之时，蒋医生的诊所恰巧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