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者反对，拄着拐杖，虽颤颤巍巍，但礼数仍旧周全，道：“此言不妥。现已非周天子的时代，战事不能同日而语。数百年前，唯有贵族可上战场，双方有礼有节，战事不伤和气。现又如何？三晋受分封后，多少小国于烽火硝烟中荡然无存？远的不说，便是百年前的郑国，现已变成了我国的都城。”

一名文士模样的青年听到此处，似有同感，热血沸腾地站了起来，道：“公孙先生高见！现已不是文侯、哀侯时的世道，一座城被攻下，百姓仍旧欢欢喜喜过自己的日子，过两日又再被买回去，大家都还不知发生了何事。现在是要亡国！是要赶尽杀绝！”

商人们反驳，所言也是在理：“人活着，吃喝拉撒，就要识时务知天命。秦国铁蹄，哪里是你我可以抗衡？螳臂当车劳民伤财，不如一日三餐吃饱穿暖。我们不懂什么天下大势，民以食为天。”

读书人又有意见，引经据典：“韩子著《五蛀》，言名商者‘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你们不事生产，聚敛财富，本就是舍本逐末。现在莫说是一点气节，竟连尊严也可买卖了。”

汴阳君安抚众人，叹道：“公孙先生言之有理，长平一战，秦武安君一夜杀降四十万。如今的战斗，是不死不休。秦国人口数百万，塞外边陲区区几亩薄田，如何养得活自己的百姓？他们要发兵中原，断不是为了一城一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秦国不会给我们留活路。”

众人都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及眼界观念，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陈铬虽然没什么复杂心思，但旁观者清，大致数了数这一讨论中产生的派别。

第一派以平头百姓为主，主张无须防御。这一小部分人最为务实，认为灵运城早就割让给了秦国，只是因为一些历史遗留原因，造成交接不成功。现在不过只是做些退让，归顺了秦国，自然可以避免战争的威胁。

第二派以商人为主，主张消极防御。商人们想发财战争财，不愿归顺于任何一方，秦、韩两头都想吃。同时，对于战争的看法十分乐观，他们常年在外游走，秦国人打来了，大不了卷起细软一走了之，断不愿出钱修筑防御工事，更不愿意供民兵“白吃白喝”。

第三派以老者为代表，主张温和防御。他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信仰的仍旧是周天子时的天下大同，思想虽然能够随着时代改变，但家国观念很重。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旧认为，汴阳是韩国属地，相信韩国连横赵、魏之后，尚有抗秦的实力，这一年的肥下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提出应该修建抗秦的防御工事，向国都求援，回归韩国。

第四派主要是青壮年，或读书或习武，属于激进的防御派。他们思路清晰，眼界不低，知道秦国大势不可挡，也明白赵魏韩危如累卵。然而无论归附于那一侧，如若毫无自保能力，也不过是乱世中的漂泊浮萍。

战乱年代，人命不长，人都成熟得早，这些人虽说是青壮年，大都只是二三十的年纪，多多少少，仍旧相信我命不由天，血气方刚。

陈铬私心里非常赞同年轻人的主张，但理智上还是明白，秦国统一六国，是无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它从秦孝公的时代开始，在秦惠王的手中壮大，到昭襄王时大局已定。现如今，秦政“奋六世之余来，振长策而于宇内”不可以说是必然，但却是无数个偶然的事件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相对于陈铬全无用处以致无所事事而言，这天一早，李星阑便与汴阳君在书房进行了深谈。很快，他取得了汴阳君的信任，这时赫然坐在右侧一列长席的最后一座。

众人吵得不可开交，李星阑默默起身出列，站在大厅中间，与众人行了个最寻常的平辈礼，淡定得如同在小吃街点了一碗豆花当早餐。

李星阑开口，声音温柔，语气平淡，说：“事情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