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戴比我们更悲惨！

伊江说：“老戴还跟服务员解释呢，说：‘你别往外推我，我不是要饭的，我有钱。’服务员还推他，老戴把两兜子里的钱掏出来给她看，她才不推了，才让老戴进屋里吃。”

人在外面，能遇着挺多新鲜事儿。

伊江在各地办展，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他就顾不过来了，有些地方交给了亲戚，亲戚卖出了书，也不给伊江打款，而是拿着那钱，消费去了。不开伙了，与那几个人天天下饭店，还给每个人配了新的手机，后来竟单出去租了房子，还养了小姐。

管理不善，不光是伊江这儿的问题，老戴那儿的问题更严重。伊江任人唯亲，亲也不给他长脸；老戴信任朋友，朋友也不给他长脸。

老戴自己家的人少，他就只有任用外人。收款的人多数是朋友，朋友也坑他。有个收款的，帮他干了两年，不干时，人家买了两套大房子，还买了车。那几个收款的，我们眼见着他们往兜里揣钱。给他看书的人呢，责任心也不强，丢不丢书的，没几个人管。还有的人在晚上值班时，与收废品的约好了，把好多的书当做废纸给卖了。给老戴运书的小惠，长得老实巴交的，却把一大汽车的书拉到自己的家里卸了，老戴还不知道。

伊江干了很多个展，赔了很多；老戴也干了很多的展，也赔了很多。书没有个数，钱也没有个数，哪能不亏！不过老戴是家大业大，赔了，他也不在乎，经得起败。伊江向他说了一些他手下人的情况，老戴应该是能察觉到，但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时，他在几个地方的展同时开，根本就顾不过来。对手下人的贪污行为，他自嘲地说：“钱嘛，谁花不是花！”

当我们从外地赶回北京时，伊江的亲戚、朋友们的变化给了他不小的震动。

首先是邢碟家，她的丈夫和伊江是朋友，是弟弟带他们家进入书圈的。几年的时间，他们迅速积累了资本，买了两套房子，三辆车。第二是伊江的小舅子，他也是弟弟帮起来的，人家两口子不摆谱，不张扬，扎根于北京，不显山不露水的，把钱攒足了，买了一套二十几万元的房子，车也换了几台。还有一个是弟弟的小姨子家，琨儿和何荆两个人也是由弟弟带入这一行的，他们也买了房子。

外地人如果在北京买了房子，安定下来，是一个成功阶段的标志。

伊江这几年，在外面边办展，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但是没攒下钱，把老本还折里了，陪进去二十多万，买房的钱也没了。弟弟同他们比，干的最早，收益却最差。

伊江说，他走的路线错了，在外地办展的风险大，费用大，不应该再办下去了。他把方向又转向了北京。

老戴仍然坚持老路子，他说，别人都不干了，他干，就他一个人挣钱了。他说他后半辈子就吃干展销会这碗饭了。他有一大库的书，都是从各地淘来的“尾货”很便宜，有的是沽堆包的，有的是论吨称的，他那些书，怎么卖都行。他在上海，有一回，给顾客也这么卖，论斤称，就像市场上卖菜的，还上了新闻。后来有人制止了，说这也太不尊重文化了，以后，就不让这么卖了。

老戴的三角债很多，别人欠他的，他也欠别人的。他说他不敢回北京，一回来，就有要债的，所以，他的手机常处于关机状态，使债主们找不着他。他还有一部手机，只有几个人知道。伊江还是通过别人要来的那个号。

伊江回到北京，就参加了地坛的书市，包了几个连摊。头两天，卖不出钱来。

丁一乾在主通道上有个摊，他们公司在处理一部分残书不成套的、有缺损的等等，用行话说是“品相不好”的书，他们卖不动。

伊江去了后说：“你把这点给我吧，我给你们买。”

他们正好要倒出地方，让伊江全拉走了。这批书，他们给伊江的价格很便宜。伊江要我们卖的比市面上的普遍底。这个低价优势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人，不到一天，那些书就全卖光了。

伊江发现了这个商机，与瑾儿从书市上神秘地消失了。等到快收摊时，他们回来了，还拉来了三大卡车残书。亲戚、朋友们，能帮得上忙的，也都过来帮忙。对弟弟的行为，有的人在观看，有的在替他犯愁，这些书可怎么处理？

我们干到了夜里，把能挑出来的成套的书，单拿出来，价格就能卖得高一点，不成套的，就放在一起集中处理。

我们打出了“五元两本”的牌子，伊江站在通道上喊，招揽着生意，他还自编或借鉴了一套嗑：“好书不贵，打折优惠。”“老板不在，给钱就卖！”“走遍东南亚，这里是最低价；跑遍全中国，也没有这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