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想象的和实际发生的总会有些差距。

“伊依，我可找着你了！别骑了，下来！快下来！我有事儿找你。”在上班的路上，郝英截住了我。她的两个茶色眼镜片像酒瓶子的底座儿，大且厚。我至今搞不懂，她为什么要配上这种快把鼻子压塌的眼镜呢？

“我想来想去，这事儿不能不告诉你！俺家老周的姑舅表姐家的孩子上个礼拜结婚了！”

“啊，恭喜恭喜！”

“是呀，办了一百多桌呢！该告诉的，我都告诉了，到了你这儿，我可犯难了，告不告诉你呢？和你说吧，你来了，还不好；不和你说吧，咱俩处的挺不错的，你该挑我理了。还是俺家老周有办法，他说等着办完了再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的语文老师曾对我的评价是：课文学的好，领会中心思想比较透彻。郝英的这点儿小测验难不倒我。她绕了一个大圈儿，最重要的两点她没说出来，但表达出来了：一是让我掏钱，二是不让我参加婚礼。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没啥准备呢，下班的吧，我上你那儿去。”

我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她迂回曲折的话，她的额头渗出了欣慰的汗。

我从银行里取出暂新的伟人票子，送了过去。

我再也没听到她四处找我的消息了。

妈妈对我的衣着也提出了要求，她说：“三年之内，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别穿好看的衣服，少和男人说话，别笑，别美。”

妈妈把我的那些衣服翻了出来，红色的及其它鲜艳颜色的、款式稍好的衣服，总之，就是凡是能把我打扮得稍漂亮些的，都被她挑选了出来，问我说：“这些衣服你还穿不穿了？不穿，我就寄给你姥姥家了？”

姥姥家有几个舅舅在农村。

妈妈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她在心里早做出了决定。

我说：“你随便吧。”

我的空间在缩小，我的权利也在缩小，我就像当年的澳门，今天被占一点，明天被占一块，直到被霸占，直到被侵吞，直到失去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而引起的，那就是我没有了丈夫，我不能和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了。

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呆！

我想透透气。

熟人太多，到哪儿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一个谁都不知悉我的经历的地方！我可以回到从前，我可以像从前，与人进行正常的往来。

二妹伊水和弟弟伊江都在北京，他们也要我去，我没做任何犹豫，辞了工作，把孩子托付给了妈妈。

北京真好！走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我！我的生生息息无人关注。

这，很好！

刚出门的这一天，我就迷路了。

找到那排小白房子，我就能找到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是没找到。我又扭头往回走，可它们像失踪了一样，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北京的速度咋这么快？才一个下午，它们就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