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在家过了几天清闲日子，家外的世界却瞬息万变，颇有些戏剧性变化。肇事者的妈妈在事发当天的深夜醒了。医务处对所谓医疗事故的调查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学校的态度倒积极了些，脑外教秘，大外教秘和学生处分别给周宁打了慰问电话。都是些官样文章，周宁没得到多少安慰，反而还要辛苦应对。多少做了点实事的是保卫处，他们很快把公安机关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周宁，行拘十五天，罚款1000元。问周宁有没有什麽赔偿要求。周宁说没有。

事实上他唯一的感觉是，这件乌七八糟的事终於结束了，可以上班了，可以不用再想了。

等林长安回来周宁捡要紧的说了。林长安看他不甚高兴的样子，就斟酌著问他，‘如果学校处理的不好，我们自己可以想想办法。'

周宁听了倒有些吃惊，‘什麽不好？想什麽办法？'

‘赔偿麽？今天保卫处在电话里问过要不要。我说不要。他们反复问了几次，说学校可以出面。

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感觉很不舒服。他打人当然不对。可是我们这边其实也不是一点错挑不出来。比如那天早上的确没人去看过他妈妈。住院医肯定应该去。我也是。而且我本来可以去的，就算进了手术室，第一台不是我的病人，我也可以先出来再进去。就是懒了那麽一下。'

周宁看著既困惑又沮丧，林长安安抚他，‘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你已经很努力了。再说打人是一码事，追究责任是另一码事，就算你们有责任，打人也是不对的。一码归一码，应该分清楚。何况你们并没有实际的过失，不能把你们工作的不完美转换成对他的同情，抹了他应该承担的惩罚。'

周宁仔细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就叹了口气，‘你知道麽？我这两天就在想，当医生学本事好像还不是最累的，掌握分寸才是最累的。

就象这个病人，手术应该没有问题，术後水肿也不明显，各项检查指征都算稳定，可是不知道为什麽术後快一个星期了一直不醒。当然手术都有危险性，尤其是开颅手术，事先也会给病人和家属都交代清楚。可是现在不象以前了，原来老师总跟我们说，你们要加倍努力，因为很多病人把仁和当作最後的希望，寄托了他们所有的信任。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来，可是那种信任已经没有了。这个病人没有醒，她儿子第一感觉就是因为没有送红包，所以我们没有尽力。

尽力也要讲尺度。我和小兔子刚进病房的时候一天到晚泡在里面，所有病人每天都要去看好几遍。有一次有个家属笑呵呵的跑过来塞了个信封在小兔子的白大衣口袋里，打开一看居然是五百块钱，给她气的要命。袁宾笑的要死，说我们俩是跑堂的，人家给小费呢。从那以後我们就开始知道要和病人拉开距离了。

这还不算什麽。还有那些来骗药骗诊断书的。我跟著教授出门诊碰到好多回。教授都是火眼金睛，反正我是一个也看不出来。

还有更头疼的就是知情同意。比如诊断该不该让晚期癌症患者知道，究竟由谁来决定。前一阵我们有个师姐。她有个病人坚决要求知道病情。在他提出来之前，家属打过招呼要对本人保密。师姐让患者在病历上签字同意後果自负就跟他说了。没想到当天半夜那个人就从病房窗户翻出去跳楼自杀了。好在家属明事理，没怎麽追究。不过那个师姐後来心里压力太大，只好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了。

我外公也是医生，是个中医。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中医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多都是不信西医，又是慢性病的老人家。外公很敬业，只要有人来喊，不管天气怎样，路有多远，总是会去。乡里的人对他也很尊重。逢年过节会有很多人记得给他送酒送肉什麽的。到我这儿怎麽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