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九章调整

不过当杨超和李韬指示军工生产单位和军方医疗保障单位进行相关工作的时候，这才发现为军方服务的这几个主要部门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从战士在寒带作战使用的手套到武器装备，还有各种冻伤药物的研究等等，这些同样也是内务部在关心的事情。当嗅到内务部的气味后，陆军高层方面敏锐的感觉到这背后有着谭延闿直接插手的影子，遂直截了当的以国防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加强中国陆军在北方寒带和南方热带地区保障作战能力的报告，以国防部的名义递交给国务院。

国防部出台这样一份军队建设方向性纲要自然是为谭延闿的真实意图来打掩护，对国外势力释放烟雾弹——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借着世界大战的机会成为远东西太平洋的唯一霸主，并且在欧战的外交政策上也显现了其全球战略布局的影子，这都引起了欧美强国的注意，对于中国武装力量的最新变化和方向也是外国间谍所最为关心的。尽管中国内务部在反间谍工作方面做的十分出色，但这并不能保证中国的机密不被外泄，国防部出台的这份军队建设纲要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真正的战略布局所提供掩护，同时也是对欧洲战场上僵持不下的协约国集团提出警告威胁——中国的南方部队也是极为强大的，按照纲要中国的每一支南方部队都会在海南岛、云南、贵州、广西这四个省轮流进行适应性训练，甚至还有四个南方主力师要部署在南洋新占领土上进行军事训练。

当然陆军方面也针对法国使用汽车承担后勤运输任务的做法，从而开始尝试使用汽车来做为野战重炮的牵引力量。经过十五年的建设，中国的公路网显然没有铁路网这么成熟，尤其是适合牵引重炮行驶的卡车行驶的公路，基本上在中国的各省的几个重要城市的城市主干道都已经实现了柏油路面，但是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高等级公路建设明显滞后。所以在国防部呈送国务院的这份报告中，也建议国务院对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公路主干道加大投入，至少要在沿海地区完成主干公路建设，中国海军世界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虽然不大可能被外来侵略所击溃海军，但是一旦海军崩溃，中国可以选择除了铁路之外用公路来调动重炮群的方式——从年初谭延闿批准加大海军投入之后，陆军方面就嗅到了总统对海军的信心还并不是很坚定的味道，即便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威力最为强大的战列舰也是如此。

陆军显然对于谭延闿的海洋政策是不太感冒的，因为重视海洋政策势必会削弱陆军的发展潜力，不过从最近五年来谭延闿对海军的发展决策上来看，陆军高层将领还看不出海陆失衡的苗头来——最近五年来海军固然有东云级战列舰这样的超级武器服役，但是陆军方面的发展速度则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时期，大量的新式武器装备军队，陆军总体规模比十年前中俄战争时期扩充了两倍，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来看，这十年是陆军发展的黄金时期。

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中美两个强大的中立国也是这场战争中获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不过现在中国想要继续从这场战争中保持优势，在谭延闿看来已经不大可能——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基础无论是工业基础还是人才储备方面都落后于美国，如果不是他动手早并且采取了比美国政府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现在的优势恐怕早已经消耗殆尽了。

虽然中国工业发展在谭延闿执掌北洋之时便已经开始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恭王、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属于不同流派的“洋务派”们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因为各种原因一直都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谭延闿成为北洋新掌门人之时通过谭方两家的官场人脉和他的悉心运作，将洋务派们的成果有效的整合起来。建国之后谭延闿获得了比皇帝还要大的权力，在充足的石油资本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工业建设的高潮时期，不过国家的工业实力远不是短短十几年便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像美国在中国建国之初便已经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工业规模。

中美两国的工业差距只能采取某些手段使中国在起步的时候能够占个先手，随着战争时间的延续，工业实力上的差距最终会体现在现实的对交战国双方物资供应上来。除了物资供应之外，还有对交战国双方的政府贷款等金融手段的运用，中美两国也是存在了极大的差别——靠着谭延闿对局势的把握能力，中国的金融资本在以工商银行为主导的前提下统一步调集体行动，在外汇市场上狠狠的做了几笔大买卖，并且在政府的国际外交政策上也是集体行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一榔头买卖，有一笔就赚上一笔。

美国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在开战之初美国也曾因为德国陆军的优异表现曾贷给德国政府一些款项，但是随着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所谓的“中立”姿态越来越倾向于协约国，是以美国政府为协约国的成员国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贷款，当然美国既然暗中支持协约国要打这场战争，那同样也就在赌桌上下注离手不再贷款给德国——这是长期的投资，与中国金融财阀们短期的投机有着明显的区别，至少谭延闿心中很清楚这两者之间意味着什么。

之所以在谭延闿的授意下中国金融业没有向战争双方提供贷款，只做这种获利非常丰厚的一榔头买卖，还是在于谭延闿的外交政策和对战争结果熟知，况且他也不想背上对“德国盟友不义”的臭名声——既然中立则双方都不贷款，只提买卖物资，免得到时候收不回帐来。不过即便如此，中国金融财阀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果断狠辣的作风还是给美国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是论获利多少中国未必就比美国少，但是论及政治收益那则是没法比的。

其实这也是谭延闿心中一个不太妙的设想——尽管他不相信协约国集团能够在大战之后对中国来个秋后算账，但是可以的确定是协约国集团肯定在战后的外交政策上将会联手美国对中国施压，若是自己手中的本钱不够雄厚，那多少还是要会吃亏的。谭延闿必须要为战后的中国全球地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垮掉到崛起的这段时间，中国只能倚靠自己来解决所有的困难，手中的实力必须要能够震慑所有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敌对势力。

虽然战争尚未结束，甚至在两大军事集团的推动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谭延闿已经开始准备为战后的事务做准备了。这次大战到现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超出想象的“战争红利”，国内工业全面发展，在高收入的诱惑下众多农民开始走进城市的工厂，为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军事物资订单而忙碌——在谭延闿眼中这种“战争繁荣”只能是一时的，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海外订单锐减，如果不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到时候大量的工人失业、工厂倒闭，这可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1916年五月，在谭延闿的授意下，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对于接受海外战争物资订单而新设立的工厂或新成立的企业开始施行限制性措施，坚决卡严小工厂、小作坊的成立，并且对工业生产加强安全生产措施，对工厂成立工人夜校加强管理，工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规章制度的管理，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政策的探索性试点，施行更加稳健的金融货币政策……谭延闿不想为短时间的巨大利益所冲昏头脑，在战争中获得好处比不上美国就不去攀比，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国家内部稳定更重要的事情了，战后一些军事生产大工厂不可避免的将会成为社会安定的沉重包袱，大量的产业工人未来的出路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从现在就开始限制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的速度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