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

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

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年夏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为多数的大学都在台北。联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台独联盟在纽约成立总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

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长室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我被票选为当年成大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

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现代化尚未引进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子上中学。渔业在衰退中，因为污染问题严重。村民在讨论海滩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渐渐地，鲲鯓渔村要进入现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