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5——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

——冰清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