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特呀，你这个混蛋简直是发了疯了！”

“别嚷嚷，辛普森！”我一边回他的话，一边忙不迭地向他摆手，要他把嗓门压下去。

“怎么啦——还怕我会把这里的网球给闹醒？”他气呼呼地说。他心里恼火，也弄糊涂了。

也难怪他。这会儿还只清早六点。他在医院里刚值完夜班，我就把他拉到戈森网球会来当我的陪打了。

他脱下了医生的白大褂，换上我给他准备的白网球衫裤，嘴里还在嘀咕：“哎哟，巴雷特，你再给我说清楚点，你这样死活把我拽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就帮帮我的忙吧，斯蒂夫，”我说。“我一定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伙伴。”

他还是不明白。因为我并没有把事情的经过都原原本本告诉他。

“嗨，你听我说，”他说“只要我走得开，我们一起跑步，这没问题。可我不能豁出命来替你帮腔，去自己找罪受呀。也真是的，打球为什么非要天不亮来打呢？”

“我求求你啦，”我说。出自肺腑的恳求，终于博得了辛普森的同情。至少他就不再言语了。

从更衣室里出来，我们一路走得很慢。他是因为已经相当疲劳，我则是因为只顾在心里盘算。

“我们是六号球场，”斯蒂夫说着，还忍不住打了个呵欠。

我应了声“知道”一路走去，我把一号到五号球场上所有的人都看了个仔细。可是看不到一张熟面孔。

我们一直打到了早八点，辛普森已经累得连站都快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求我就允许他认输了吧。我自己也已经手脚不太听使唤了。

“你不看看自己，打出来的球早都是棉花球了，”他呼哧呼哧说。“你一定也累得要命了吧。”

“对，对，”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在嘴咕：她上哪儿去了呢？莫非是在克利夫兰？

“斯蒂夫，我得求你帮我一个大忙。”

“什么事？”他流露出狐疑的眼色问道。

“明天，我们再来打一场吧。”

见我这么求他，再一听我这副口气，辛普森意识到我这实在是情急无奈了。

“好吧。不过千万不能再早上六点来打咯。”

“可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儿，”我说。“要打还是得六点来打！”

“去你的！我不来，凡事总有个度，你不能强人所难哪！”辛普森直吼了。一赌气，还把衣柜捶了一拳。

“我求求你啦。”光求他不行，还得向他摊底牌：“斯蒂夫呀，这事牵涉到一位姑娘哪。”

他累红了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好大。嘴里还问：“真的？”

我点点头表示千真万确。我还告诉他，我跟这姑娘就是在这网球会里碰头的，要见她没有别的办法。

辛普森倒似乎一高兴，因为我总算对人家姑娘有了点意思了。他就答应陪我来打。可是他随即又想起了一件事：“要是她明天还是不来呢？”

“那我们就只好后天、大后天这样天天来，总得见到了她才完。”

他听了只是耸耸肩膀。真是患难见知交，不过说实在的，我这位知交也已经是筋疲力尽的知交了。

在办公室里，我可真把阿妮塔折腾苦了。即使是去厕所那么一眨眼的工夫，我也要以冲锋的速度赶回来，抓住她就问：“有电话吗？”

她去吃午饭，我便叫一客三明治让送到办公室来。我就这样片刻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总机上那个新来的小子我实在不放心）。我可不能把玛西打进来的电话给错过了。

可是她没有来电话。

星期三下午我得出庭申辩，要求法院签发一份预发禁制令。这事几乎花了我整整两个小时。回到事务所，已是五点一刻左右了。

“有电话吗，阿妮塔？”

“有。”

“哦有什么事？”

“是你的医生叫留的话。说他今天晚上八点以后在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伦敦医生算到了我有发神经病的可能？——可是我今天不能上他的诊所去看他啊。

“到底是怎么说的？”

“哎呀，奥利弗，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电话里那位女士只是关照”

“哪位女士？”

“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那位女士只是关照给你留话：‘斯坦因医生今天晚上在家！’”

“原来是斯坦因医生”我口气里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敢情是乔安娜！

“你还以为是谁呀——难道还会是乔纳斯-索尔克医生1？”阿妮塔倒顶了我一句。

1乔纳斯-索尔克医生（1914-）：美国名医。预防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的灭活疫苗就是他研制成的。

我当时心中略一沉吟。眼下我恐怕倒正需要乔安娜这样一位富于人情味的女性来跟我热热和和谈谈呢。不，这可不是太委屈了她么？这样这样端庄稳重的一位女性，区区如我哪能配得上呢。

“没有别的事了吗？”我吼了一声。

“我还留了几个电话记录。都是内线的。好了，我可以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