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时，上海行动已经宣告结束，在头天晚上行动已经正式开始，根据军情局局长赵渭滨的部署，在几个德英法美日外交官见证下，中国警察局一举捣毁了国产国际在上海的驻点。

在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一对化名为牛兰的乌克兰夫妇，连同其孩子在午夜时分被逮捕，当然逮捕她的罪名是苏俄间谍。

看到蜂拥而至的警察，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脸色苍白，特别是警察非常麻利的收出各种文件，各种资料的时候，鲁德尼克呼吸急促，大颗大颗的汗水顺着脸颊滚烫而下。

但是，在上午审判的时候，鲁德尼克就显得一切都是一个阴谋，是国民政府的阴谋，即使在面对堆积如山证据的时候（历史上这两个骗子矢口否认，最后惹得那个宋什么庆龄的搞一个国际营救）。

但是，中国审判长则显得非常从容，竟然不以为意，一面让人拍下对审判过程进行录音，一面竟然还与参与旁听的德英法美日等外交官窃窃私语。

看到这个狡猾的中国矮子如此从容，鲁德尼克感到一阵后怕，是什么让这个审判长如此从容？

到上午十点的时候，结果揭晓，随着一个秘密警察人士在审判长耳边低语几句后，随着两个公诉人到场后，鲁德尼克夫妇脸色苍白。

公诉人大声揭露牛兰夫妇统编谎话，牛兰夫妇并不是什么逃难到中国的难民，也不是什么苏俄政权的受害者，而是苏俄管辖下共产国际的间谍。

公诉人一下就击破了牛兰夫妇的幻想，一上来就称呼：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先生，别来无恙啊，想不到你在中国工作如此出色，但是令你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你们一踏上中国这伟大神圣领土的时候，你就受到中国军情局的监控。

鲁德尼克（以下简称牛兰）先生，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

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

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非常委员会）。在苏联的几十年历史中，不论是早期的“契卡”，还是后来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其选择工作人员的标准极高，诸如政治上可靠、富有献身精神、智力体力过人等。

牛兰进入“契卡”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各位，看看，这是在法国被捕的照片，这里是法国的案宗。

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秘密信使。

之后，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并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与苏联在华的公开机构联系。

牛兰夫人的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

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她的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

1917年在史无前例的十月革命中，牛兰夫人加入布尔什维克。

像许多出身不好的革命者一样，她经过一段时间手上磨起老茧、身上沾满油污的“劳动教育”后，开始被委以重任。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与牛兰相识相知相恋。

之后来到中国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看到这一卷卷案宗，牛兰夫妇面色苍白，而听闻这两个看起来衣冠楚楚，平日口口声声是遭到苏俄迫害的人竟然是斯大林的间谍，参与旁听的沙俄难民爆发出一声声绞死他们，绞死他们。

审判长制止台下的喊叫。

随后，公诉人将牛兰夫妇在中国主要从事的活动一一列举出来，证据包括从事间谍罪，颠覆中国政权罪，杀人罪…..等9大罪状。

牛兰夫妇面色苍白，极力否认，且有的被抓的证人也替他们夫妇否认，但是毫无疑问，在场的所有旁观者，都认为牛兰夫妇罪有应得。

审判共花费了3个小时，随着一个个罪状浮出水面，审判长宣布将对牛兰夫妇就每个单个罪状进行核实，以最终确证牛兰夫妇的罪状。

上海审判，上海抓捕的信息随着加密电报源源不断的发送到行政院官邸，杨兴在仔细看了看相关电文后，站起来，对身边的人员说道：通知顾少川，我在一号会客室接见加拉罕。

片刻，在一阵抗议声中，加拉罕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到一号会客室，加拉罕一到一号会议室就感觉情势非常不对，接见的不仅仅有行政院院长杨兴，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参议院议长张澜，众议院议长吴景廉。

虽然感到异常，但是西方人特有的骄纵让加拉罕异常不爽，国民政府竟然软禁自己达到4个小时之久，这绝对是外交史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