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上海警察大队派出一个总队，在日本租界前面设立岗哨，检查来往行人

发现日本浪人、或不法者将立即带回，日本租界生意一落千丈，日本公使一天三次发来电报，询问交涉进展情况。

但是杨兴不为所动，坚持这是中国警察在中国领土自由执法，外国人无权干涉，桂二郎虽然联合各国向国民政府抗议，但无奈各国虽然口头表示干涉，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须知这几年，裕仁虽然为摄政王，但是软弱的大正天皇还在位上，年轻的裕仁正逐步掌握日本国内军政大权，在如今权利还不太稳固的情况下，日本根本没有实力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除此之外，经历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东京、大阪化为一片废墟，整个日本正处于重建之中，整个日本正在添大地震所带来的伤痛，如此小日本也无力入侵。

除此之外，由于日本在华的扩张，已经严重影响了美英的利益，为了限制日本在华的势力，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规定缔约国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各自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条约生效之日，英日同盟即行废止。

在大地震后，日本一举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日本不但无力大规模侵入大陆，而且还受到英美等国的牵制。

况且历史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曾经武力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多个外国租界，在北伐时，各国都特别担心国民政府突然收回本国在华租界。

现在看到，国民政府只是通过合法手段，强迫各国谈判解决租界问题时，这在列强可以承受范围，因此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况且时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主张支持中国关税自主，采取对英美协调，坚持对华不干涉，仅维持日本之合法利益，而对于在日本租界设立岗哨事宜，好像法律上没有规定，在内阁多次会议之后，再加上去年的关东大地震，日本现在无力对华独自用兵，再加上如果用兵，必然损坏在华列强的利益，最后只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杨兴将和平谈判事宜交予顾维钧，由于在破坏中国进步党方面表现出色，目前已内定为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故将收回租借的谈判交给顾维钧。

底线就是租界必须收回，最好谈判收回，如果实在不行，武力收回也在所不辞。

作为穿越者，杨兴当然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明白租界的危害，一些反对派盘踞在租界，操控国内外各种势力，给自己统治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因此，租界这个怪物必须收回。

况且，如果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杨兴还有一个撒手锏，那就是经济特区，可以将租界办成经济特区，如此西方得到扩大在华生意的权利，而政府则收回租界的管理权。

经过十数天和平谈判，日本坚决不同意收回租界，只是做出一些象征性让步，如将清除在租界内的日本浪人武馆、娼妓院、黑帮据点而已。

针对在华日本人违反中国法律，中国政府将按照本国法律进行公正审判，日本外交人员有权全程监督，期间违法部分，可以提起上述。

所以对日谈判，租界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解决了部分治外法权问题。

看到这样一个谈判结果，大本营一干官员喊打之声此起彼伏，沉思良久，杨兴还是拒绝了这条提议，目前最主要工作是消除军阀统治，达到全国真正统一。

沉思一夜后，杨兴努力劝道大家：

虽然北伐取得巨大胜利，不到半年时间，恢复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的局面，但是各地保皇党、立宪派、军阀残余势力、地主残余势力盘根错节，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自己在南方的统治，在南方巩固后在伺机北伐。

北方的张作霖等军阀受到日本支持，随时可能南下与革命党争夺苏北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消化北伐新占领的省份，如两湖、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陕西等地区。

况且，国民政府还存在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北京传来消息，先行者孙文病重，目前已经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若稍有不慎，先行者离世的话，可能造成激烈的党争。

在北伐前，孙文可是强制压制粤籍党人的反对，同意***大合并的。

考虑如此种种原因后，在与大本营一干参谋商议后，决定停止北伐，国民革命军就地剿匪，维护地方政权的稳定。

而在这个时候，一个组织盯上了杨兴，那就是所谓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原来，在1910年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当即举行多起反抗日本暴政行为。

在1919年3月1日，韩国学生和群众在汉城举行大规模反日示威，随即发展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三·一起义”被日本占领军镇压后，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继续从事反日活动。在上海活动的韩民族各派政治力量，经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便向正在举行的“巴黎和会”提出独立的要求。

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机关设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普庆里4号，对外称作“高丽侨民事务所”。在第一次临时政府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临时宪法），并选举李承晚为临时政府总统。

而在20年代，朝鲜民族主义者分为亲英派，与亲华派。现在韩国临时政府总统为亲华派代表金九。

现在看到一个具有强烈反日倾向的军事强人发展壮大后，金九召集流亡政府成员连连开会后，决定派出使团与国民政府接触。

最先看到这样一个名字，杨兴感到奇怪，金九，与阿九差不多吧，大概是他父母认为不好养，就取这样一个名字。

在赵渭宾将金九各种资料摆出后，杨兴才对这个人有了初步了解，也决定在上海秘密接见这个未来朝鲜的国父。

金九，1876年7月11日生，号白凡，本贯安东金氏。被誉为“韩国国父”，他出生在黄海道海州白云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男。17岁时应考科举但落榜。

其后加入东**动，并改名为昌洙，并成为东学军的活跃一员。1895年20岁时渡过鸭绿江，参加以金利彦为首的朝鲜独立运动义兵团，失败被捕后逃到上海。

1919年亡命至上海，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现为临时政府主席。

怎么讲的与前世所看到韩国人不一样呢？前世看到那些韩国人，仿佛韩国自古都是高于中国人的，中国人对韩国没有友谊，只有蛮不讲理。